在中国举国上下大搞“互联网+”，进一步深度数字软化的时候，美国悄悄地进入了“新硬件时代”。
也许我不知道那个东西是什么，但我知道世界需要它，于是，我把它做出来了。
当前，在中国举国上下大搞“互联网+”，进一步深度数字软化的时候，美国悄悄地进入了“新硬件时代”。
所谓新硬件，指的并不是传统的主板，显示器，键盘，鼠标等，而是依靠强大的科技力量，以硬件为表现形式，一切物理上存在的，在过去生产与生活中从未出现过的新兴事物。
在美国硅谷，成千上万个孵化器，在等待成熟，展现到市场上去。这些孵化器未来所产生的效益可以百亿元为计。
美国硅谷向来是世界科技发展的风向标，前几年非常著名的互联网软件企业，如谷歌，亚马逊，Facebook等企业，虽然都是以软件发家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是，如今它们各个都投身到新硬件领域中去。
谷歌过去是一家纯互联网公司，如果不打开它的网站，开始谷歌搜索或谷歌地图，你体会不到它的存在。
如今，大街上，一些很酷的人带着谷歌眼镜招摇过市，一些更酷的人开着谷歌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四个州拉风（更确切的说“乘坐无人驾驶汽车”），军队里那些懒散的士兵，把沉重的背包放在谷歌智能机器驮驴（BOSTONDYNAMICS制造，被谷歌收购）上，自己悠闲地散步。
一辆普通的汽车，仅需添置一套包含智能摄像头在内的系统，就能摇身一变成为无人驾驶智能汽车。而这套神奇的系统，成本仅需几百美元。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开发企业Mobileye，早在2013年就已将这套系统变成现实，不但使其上市首日估值高达80亿美元，还成为为数不多的能与Google无人汽车正面竞争的公司。
Mobileye公司总部位于荷兰阿姆斯特丹，公司目前的产品主要是一款基于摄像头的高级驾驶辅助系统，其产品包括前碰撞预警、前方车距监测与预警系统、车道偏离预警系统、行人探测与防撞系统以及智能远光灯控制系统等。
与目前多数商家通过复杂的摄像头或雷达感应器来检测道路状况不同的是，该公司仅通过附带传感器的摄像头与计算机软件相结合，就可以检测出行驶过程中的路况，因此其成本相对廉价，从而受到各大车企的青睐。
Google和特斯拉的着眼点是实现真正意义的“无人”驾驶，而Mobileye则是利用相对较少的摄像头及电脑设备，实现为驾驶员提供辅助操作功能的“半无人”驾驶。对于传统汽车制造商，显然Mobileye与其在智能汽车领域的发展目标相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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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先是造出了电子阅读器kindle，现在正在完善多轴无人飞行器为它送快递；autodesk利用3d打印机设计的假肢让残疾人变成了“新新人群”；波士顿动力公司（被谷歌收购）造出的机械狗则解放了旅行者的双肩；卖了paypal后的马斯克正在全球推广他的纯电动车“特斯拉”；而苹果在用iphone引领了新硬件时代后，又推出了iwatch这款智能手表。
可以想像，2035年的某天，苹果公司召开新品发布会。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次它没有发布硬件，取而代之的是一套名为“iPhone26”的手机系统。
一名来自中国的“果粉”，要将它上传到自制的VR帽子里。
智能语音助手Sihi检索淘宝和阿里巴巴，为他筛选了几家零部件提供商。这些厂商不但以出厂价销售，还提供定制服务。在填写了几份重要的技术指标文件后，一家公司接受了订单。不需要额外的支付动作，剩下的文案和财务工作，就交给Sihi吧。
3天后，这位“果粉”收到了一个超大号包裹，里面是按照制作顺序码放的上千个零部件，每一个都完美符合他的定制要求。
一封以示尊重的纸质说明书提示，这些零部件的三维设计图已上传到他的家庭3D打印机，如需替换，只需要一个口令即可自行制作。
最后，这样的一个DIY智能硬件，只有市场上成品价格的10%!
——这是一场关新硬件时代的想象。我们正乘着一颗呼啸的炮弹，呈几何数级加速砸向它。
是这些科技巨头引领着“新硬件时代”吗？谷来丰认为并非如此，引领着“新硬件时代”的是那些极客和创客，科技大公司充其量不过是“买手”和“推手”，其作用是孵化和培养，“一旦养大了，动辄就会撬动百亿级的市场”。
那么，这些极客和创客在哪？谷来丰说，1/3在大学里，1/3在自家车库里，还有1/3在孵化器里。
对于孵化器，谷来丰认为中国应该向美国学习，在美国硅谷游学期间，他亲眼见到了硅谷的孵化器是什么样子。
那里更像一家大学实习工厂：里边有各种机床和工作台，还有3d打印等各种先进设备。
极客和创客们在各自的工作台上开发自己的东西，需要的原材料都从孵化器里找，设计的产品从原型到最后包装完毕的样品，都在这个工厂里完成。
“我们看到了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如炒菜机器人、纽扣大小的排卵期测量器、十个螺旋桨的飞行器等。很多东西都很丑、很笨、很没有商业价值。但是由于创客们为这些产品快速迭代，可能明天看到的就是很酷、很灵、很有商业价值的东西。”谷来丰说，像这样的孵化器，硅谷里到处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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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来丰了解到，孵化器会给每个创业者一定的资金支持，钱花光了，如果产品好，还可以再要投资。那么孵化器怎么赚钱？他进一步认识到，那里的孵化器其实就是提供产品实现条件的风险投资公司。由于在投资早期，每个项目并不需要大笔款项，但是一旦有1/10的产品被孵化出来，产生的投资价值就能实现“翻本”。
“继农业时代、工业时代、信息时代之后，人类已经迎来新的时代——大转折时代。”美国未来学家戴维?霍尔在其专著《大转折时代》中抛出这一观点。他提醒创业者，要成为转折时代的弄潮儿，就必须摒弃惯常思维。
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级高工隋雪青评价说，我国很多地方也在搞无人驾驶、机器人，两者对比会发现，中国这些‘热’不能只是跟风，要融入真正的创新性。
“既然美国的无人驾驶是造一辆前所未有的车，而中国的无人驾驶就不能只是应用。”
隋雪青举例说，多年前，美国产生了几家数据库，中国巨大的市场只是养活了一堆基于数据库的行业应用公司。
“中国完全有基础做无人驾驶这些‘新硬件’，不能因为成本高、效益周期长而不去做。”他不希望多年以后“我们还要从国外进口无人驾驶汽车”。
目前，中国正迎来一股“互联网热”。谷来丰则提醒那些准备投资互联网的企业家要规避风险。
因为他看到，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引领者bat（百度、阿里、腾讯）已经在盘算转向了：阿里收购了很多硬件型公司，风闻正准备做新概念汽车——一种全新的、无人驾驶的、智能的电动车。
而百度也在布局“中国大脑”“百度眼”“神灯”“翻译机”等新业务；腾讯则在构建物联网架构的基础上，上马与微信支付配套的新pos机。他们已经像股市中的机构投资者一样，悄悄出货。
与国外的车库文化相比，中国的创客和创客空间一开始就被打上了创业和服务创业的烙印，甚至被地方政府寄予了培养潜在经济增长点的厚望，创客也成为了创业的代名词。
2015年1月，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造访深圳“柴火创客空间”，为创客之火添了一把“核燃料”。
此后，国务院又发布了《关于发展众创空间推进大众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大力构建一批“低成本、便利化、全要素、开放式的众创空间”，全国各地的创客空间自此蓬勃发展。
可以参考的一个数字是，今年3月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左晔称，中国创客还处于发育期，国内创客空间只有70余家。
现在，仅深圳一座城市就有将近百家创客空间。而根据今年6月深圳市出台的促进创客发展的三年行动计划，到2017年底，深圳市创客空间数量将达到200个。
但在重庆市的计划面前，深圳市的这个目标就显得有些保守了。来自重庆市发改委的计划显示，到2016年，各区县至少打造3至5家众创空间，各高等院校至少打造2至3家众创空间，全市众创空间达到500个以上，建成首批示范性众创空间300家；到2020年，全市众创空间达到100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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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对众创空间趋之若鹜，有实力的企业也不甘落后。譬如海尔旗下的“海创汇”创客空间项目，在今年6月份落户后，其建筑面积达14000平方米，成为承载海尔集团创新项目的孵化中心。
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李然指出，创客空间的概念在政府的主导下迅速普及，如果企业在对此缺乏理解的情况下就去设立，可能会变成盲从。
另一位不愿具名的某珠宝设计创客空间的从业者则称，一些创客空间是来自空置厂房、咖啡馆的临时改造，挂上这个有噱头的头衔，即使不能盈利，也足以去争取政府补贴了。
这种形式的创客空间，与国外的车库文化自然大相径庭。
李然解释，在美国，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车库，车库也是一个小型工具间，所谓“创客”的产生，也是基于这样的文化基因。
而目前国内公认的第一家创客空间，是李然现在的合伙人李大维于2010年10月在上海创办的“新车间”，单从名字来看，其理念也来自于此。
但在现下的中国，突然火爆起来的“创客”，一开始便被有意地打上了创业的烙印，由此催生的“众创空间”，便天然具有了“孵化器”的基因和使命。
换句话说，在中国这一波鼓励创业的浪潮之下，“创客”几乎变成了专指可以做出商业化项目的创业者；“创客空间”的定义部分演变为“给创业者提供的办公场地”，更接近国外的co-workingspace（联合办公空间）。
这是中国众创空间的特点所在，相比于国外政府机构侧重资助创客空间以培养普通大众之中的创客，中国的扶持更偏向已经走向创业阶段的群体。
但显然，新硬件还没有成为国内创业文化的主流，当创业者们抢着端上一杯互联网咖啡的时候，你不能想象他们能捏起一颗油污的螺丝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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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制造业大国，有那么多制造业的企业家们，是否在“互联网”的狂热中冷静一下？放眼2~3年后的未来，那里有一个“新硬件时代”在悄悄来临。这个时代更适合制造业实业家的口味和习惯，更渴望传统制造业的供应链和经验。
责任编辑：NONO 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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